截至4月17日配资栈，中国输美商品面临最高达245％的关税。面对此困境，中国出口企业采取多元化市场布局、转战内需市场等策略，力求减轻负面影响。出口企业的这一转向，得到了盒马、永辉超市、华润万家、物美集团等线下零售巨头，以及京东、阿里、抖音、快手等线上电商的积极响应，它们通过流量扶持、数据赋能、渠道对接等多种方式，为外贸企业开拓国内市场提供了有力支持。
“出口转内销”不再仅仅是权宜之计
“出口转内销”不是新鲜话题，在我国内外贸发展历史上，已经出现多次出口转内销的情况。过去，出口转内销主要是出口计划外的产品，因这些产品往往质量较好，所以在国内市场较为紧俏，一度成为价廉物美的代名词。改革开放后，尽管贸易摩擦、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等因素会导致部分企业出口产品受影响，进而转向国内市场，但这种现象相对属于偶然，企业仍将主要精力放在国际市场拓展上，因此出口转内销并非普遍现象。
2008年金融危机后，国际市场需求大幅萎缩，全球贸易摩擦和壁垒持续升级，众多外贸企业为了生存，开始将目光转向国内市场。由此，出口转内销不再仅仅是应对外部危机的权宜之计，而是成为企业基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做出的长期战略调整。
基于形势变化，我国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性政策。比如，2021年12月30日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意见》，对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进行系统部署。根据人民日报引用的数据，2024年，我国有出口实绩的数十万家企业中，接近85%的企业同时开展内销业务，内销金额占销售总额的近75%，显示出企业正加大对国内市场的开拓力度和品牌建设，力求实现可持续发展。
出口转内销为何要调整为长期战略？
出口转内销成为企业与政府共同推动的长期战略，其意义不仅限于应对当前的关税战和贸易摩擦，而是从全球经济发展视角出发，回应全球市场格局变化所作出的战略性调整。
二战以来配资栈，纵观历次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，无一例外均与消费这个关键词有关。在消费为王的时代，政府逐渐由生产的监督管理者，演变为消费的监督管理者和服务者。哪个国家的消费最多，往往意味着这个国家在世界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。根据世界银行官网统计，20世纪70年代，美国消费支出约为中国的6倍。2023年，美国在全球总消费支出中约占29%的份额，持续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，拥有买方市场的话语权。相比之下，中国消费支出在全球占比约为13%，与美国仍有较大差距。
从我国自身经济发展维度看，2001年加入WTO以来，我国内外贸实现了长足的双增长，2024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货物进出口总额分别超过48万亿元和43万亿元，较2001年分别增长近10倍和9倍。我国国内大市场的发展，也推动外贸依存度（进出口总额/国内生产总值）从2004年的约69.8%降至2023年的32.5%左右。这为推进出口转内销从“权宜之计”到“长期战略”提供了经济基础，也为其纵深推进提供了事实依据。
外资企业也在出口转内销
有意思的是，在我国本土外贸企业出口转内销的同时，外资企业也在“出口转内销”，即在我国生产布局从出口导向型转向市场导向型。
根据外资企业出口额和国内商品销售额测算，在华外资企业内销规模约为其在华出口规模的2倍。而这个数据，在上海外资企业身上更高。加入WTO以来，外资企业一直是我国外贸的支撑主体，外资企业货物出口额占上海出口总额比重，在2010年达到历史峰值，约为70%，2024年降至约48%。2003年上海外资企业国内商品销售额仅为外资企业出口额的0.46倍，2009年上海外资企业国内商品销售额首次超过其出口额，2023年是出口额的6.8倍。这表明，外资企业对华投资越来越多地考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。
在特朗普政府首个任期内，贸易格局开始加速向本土化、近岸化和友岸化调整。此次加征“对等关税”，将促使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不再只是把中国当成“世界工厂”，而是从“in China for world”向“in China for China”转变，更加重视中国市场对于企业增长的贡献。
从更深层次来分析，外资企业出口转内销，不仅仅是消费市场的内转，而且还有生产供应链的内转，即不仅是将更多的终端产品在中国市场销售，而且还包括顺应中国本土企业发展的供应链配套要求，以参与中国国内供应链体系的方式，从零部件进口转向本地化生产。
出口转内销需要推动三个“一体化”
无论是从历史角度，还是从当下的现实角度来看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，出口转内销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过程，又是体制机制深化改革的主观过程。要使出口转内销真正成为长期战略，需要有效市场、有为政府和有序社会协同发力，推动市场一体化、制度一体化和产业一体化。
一是市场一体化。微观经济主体需保持定力，在市场需求持续扩容、国内外分工日益细化的背景下，凭借“走出去”拓展国际市场，依托“引进来”丰富国内供给，推动产品与要素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间高效流动，提升市场连通性，助力内贸企业开拓海外市场，也为外贸企业应对国际市场波动、及时转向内销提供便利。
二是制度一体化。政府层面需持续作为，着力推动内外贸标准、检验认证及监管体系的有机衔接，实现内外贸产品在同一生产线遵循同一标准、达到相同质量要求。要靶向解决制约出口转内销的制度性障碍，打造优质营商环境，深化制度型开放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，为内外贸协同发展筑牢制度根基。
三是产业一体化。以中观层面的产业组织为着力点，行业协会作为核心纽带，在推动标准统一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。行业协会牵头组织企业、科研机构等多方力量，针对产业间、产业内及产品内的分工特点，制定涵盖生产工艺、质量管控、检测认证等方面的统一标准，填补内外贸标准差异空白，在生产流程等方面要实现内外贸同线同标同质。
在全球贸易形势不确定性加大的今天，内外贸“两条腿走路”无疑是更稳健的选择。但需要指出的是，企业必须清醒认识到内销市场不是外贸受阻的避风港，而是需要全新打法的竞技场。对于施策者而言，出口转内销也不只是促进“销”的政策，而是重点在“转”的政策，尤其是围绕市场一体化、制度一体化和产业一体化的政策更为迫切。
（作者为上海市开放战略研究中心[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]副主任、研究员）配资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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